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尤其是较发达地区的融合集聚对周边的辐射及全国的引领作用愈发重要。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一体化备受关注。

　　5月22日，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暨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安徽芜湖举行，围绕“长三角：共筑强劲活跃增长极”主题，共商一体化大计，共谋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到，要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本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这正是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的奋斗目标。

　　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在去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顶层规划将很快出台。

　　长三角目前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且具有人口规模优势，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很可能跻身全球前三甚至数一数二。而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若要跃升，一体化势在必行，不论从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来看，区域协同都是趋势所在。

　　欲打造高质量一体化，产业协同与能级提升至关重要。这在去年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就有体现，梳理出一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重大项目，拟在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形成若干专项行动，着力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全国首位的新技术应用示范引领区。

　　比如，2020年长三角完成5G网络规模部署，成为国内首批正式商用的地区之一；支持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在长三角优化布局，规划建设8条12英寸生产线、6条8英寸生产线；2020年，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整车产能占到全国市场的30%以上等。

　　以目前国家支持的集成电路产业为例，长三角优势明显，仅上海2018年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达1450亿元，占全国的1/5。如果集长三角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实力，协同推进，对产业发展大有裨益。就在22日，财政部发文，今明两年对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免企业所得税，鼓励行业发展。

　　当然，要推动一体化改革举措集中落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不可或缺。实际上，长三角一体化已走过多年的历程，至今没有足够的实质性进展，很大原因在于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

　　当前体制现实是，区域之间的分割、藩篱甚至掣肘多且难突破。地方政绩考核主要侧重GDP、财政收入等指标，使得地区或城市的财税、基建往往各自为政。各个省市的指标导向势必会限制不同省市之间的企业和生产要素流动，如A省的企业要迁到B省就很难，因为A省的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将企业留在当地。

　　换言之，在一体化的区域，最高利益应该是区域利益乃至国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短期要在生态、城镇化、交通走廊、上中下游产业布局、区域发展格局等方面进行全局考虑；长远来看，区域内各类生产要素都应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包括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

　　就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而言，需要营商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方面既各自发挥优势，又要形成合力，以及政府管控和法治方面一体化、区域的公共数据共享等方面取得突破。

　　应该说，长三角一体化既是内在的经济趋势，也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应通过突破体制机制壁垒实现真正的一体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标杆。